大学城扩张背后：频频牵出腐败 面临破产之危

为“舶来品”，中国大学城自诞生之初就成为了焦点。近年来，除了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普及高等教育的功臣”之外，一些大学城的建设也时常因为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糟糕的配套设施以及倒在其中的官员们备受诟病。本期，我们通过梳理相关资料，以三篇文章为载体分别选择角度，呈现了中国式大学城的鲜亮与灰暗两面。

“倒在大学城里”的官员

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在南京、杭州、珠海、廊坊、沈阳、广州、重庆7地的大学城建设中，均曾出现违法现象，涉及官员至少9人。

早在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广东珠海、河北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其中，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存在非法租用农民集体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的问题。北京市对此问题中负有责任的通州区永乐镇党委书记、通州区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等5人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过、党内警告等处分。廊坊市已责令解除54084亩非法租地协议，限期恢复耕地。

2014年3月20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广州市纪委对番禺区副区长龚汉坤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通报显示，2002年至2013年，龚汉坤在担任番禺镇、街领导干部，以及番禺区副区长、广州大学城管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取得土地所有权、改变土地性质及容积率、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直至2014年年初，龚汉坤为广州某企业陈某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仍收受陈某贿送的加油卡。

另有统计显示，高校经济犯罪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务等部门环节。特别是基建领域建设规模大、资金投入多、工程建设制度不完善，是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用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检察官的话说，高校基建腐败“牵涉到大学城内80%以上的高校”。

在一些案例中，同一所高校倒在大学城里的不止一人。

2011年年底，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黄祖春、副校长邓步华、校办主任丁昭良三人受贿案时发现，为牟取私利，他们在学校大学城新校区与旧校区的工程建设中，分别受贿20万元、26万元和12万元。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祖春、邓步华、丁昭良有期徒刑10年、8年和10年，并分别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

“造城热”如何步步升温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城多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中国式大学城的发展，大多在政府主导下发展，即先建“城”，然后再“请”大学进驻其中。

从2000年算起，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至今，特色的中国“大学城”已走过14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大学城数量超过50个，涉及21个省、市。

同样也是在媒体报道中，十多年来，虽然中国的大学城遍地开花，但多数大学城的发展远没有实现蓝图中的壮丽与美妙。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

在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大学城”之称的“广州大学城”，在建成十年之后，面临首次大规模“升级”。

近日，广州大学城的规划调整方案获得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方案新增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满足各高校未来10年的发展需求，并从交通改善、教师公租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补给等方面弥补现状的不足。

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大学城将新增两条出岛隧道，还将新增14公里的新型有轨电车。

据称，广州大学城的此次升级，是为了弥补过去10年对内对外交通不便、大学城内“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不便之处，同时为了完善科研配套设施，创造孵化高新科技企业的条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

多年来，中国式大学城，仿佛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拉动地区经济的“龙头”作用。

在东方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看来，“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大学城就像一张名片，既能“提升地方科学文化品位”，又能够经营土地、增加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大学城的建设表态则更为犀利。他曾说：“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司马昭之心—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一度被视为全国成功典范的东方大学城，如今难掩衰败之相，开始“靠房发展”。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如果“以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比如，占地5000亩的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土地初期出让价格每亩5万元，占地近4000亩的江宁大学城现行土地出让价格每亩45万元，如果国土局采取挂牌出让的方式，那么这些土地就可以达到每亩六七十万元。

除此之外，一些开发商也借学校来卖房，大学城成为开发商卖房的噱头。

在负债中扩张

寻根大学城发展的最初动力，源于1999年中国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学扩招政策。有数据显示，1999年当年招生数量增长47%，此后多年，以近30%的速度递增。

面对如此政策利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国华评论说，“真正抓住了这个机遇的却是各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

2009年，中国高考(微博)人数开始减少。据相关官员介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校，尤其是三四流院校，可能面临生源危机。

然而，伴随着中国教育的产业化，这些院校也刚刚经历过一轮疯狂的扩招，并陆续展开了相应的基建项目。

教育部(微博)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然而，一些大学城里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据报道，上海松江大学城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大学园区，最初建立在一片农田上。其内部学生公寓和教室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低，区域内住宅小区空置率畸高，人口导入缓慢。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大学负债也早已不是新闻。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微博)曾于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根据他的计算，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贷款。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

除了卖地，尽管有政府的担保，大学的“破产”也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

有媒体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关系着国计民生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不能当成产业来经营，仅仅看到收取的些许学费和高校附近一些房产、店铺的一时的兴盛，而忽视教育的基础性和深远性，是一种极其浅薄的短见。

不过，在遭到多方诟病之时，刘志毅依然坚信，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有其必要性。“它契合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刘志毅说，“现在几乎7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这中间，大学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大学城楼盘新贵养成记

法治周末记者收集相关资料时发现，如今仍有许多网站挂着大学城里的楼盘或是别墅的广告。诸如广州大学城早都已被贴上“高地价”和“高房价”的标签，有人称其为“富人岛”或是“富人的后花园”。

和广州大学城一样，上海松江大学城建成后也拉动着当地地价的飙升。而重庆大学城则被预言为未来的富人区。

曾有记者对广州大学城的教师进行采访调查，接受采访的5个教师，都认为大学城的房子“好”，其中有3个人明确表示，想买，但是大学城的房子都很贵，每平方米要两万多元，而且都是大户型，基本没有人能买得起。

另有两位老师提到，虽然房子好，但是大学城的配套还不是很完善，晚上的交通不便、买菜生活不便和小孩子的上学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障碍。

有记者走访大学城，发现众多楼盘空置率高、人气冷清，多个在售楼盘的销售经理一致表示，大学城楼盘以高端大户型为主，周边配套并不完善，所以入住速度较慢。此外，不少买家为投资客，这也是楼盘空置率较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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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州大学城为例，十年前，大学城开始征地，征地价格很低，每平米仅有40元到65元不等。然而，2008年，广州市政府对大学城第一宗地块进行公开招拍挂后，“广州土地市场新贵”的称谓就再没离开过大学城。

2008年年底，大学城推出两块地，楼面地价分别为3000元/平方米和3073元/平方米。此后5年间，地价一路上涨，大学城每一宗土地的出让金收入都从数亿涨至数十亿元。

如此加速推地、拉高地价的做法，早在大学城推动房地产项目发展之初就受到质疑。

政府是以公益性质开发大学城，并投入了约300亿建设基础设施。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葛洪义质疑道，不附带任何条件在大学城进行房地产开发，就是允许开发商利用各级政府给大学投入的资源谋取私利。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地价持续上扬，大学城的建设将背离建设者的初衷。

来自大学城里高校的反对声音也不少。大学城一位高校副校长曾向媒体表示，建设大学城初期，预留了建房的土地，因主要用于教育，按规定是不能作为商品房来开发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A:为“舶来品”，中国大学城自诞生之初就成为了焦点。近年来，除了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普及高等教育的功臣”之外，一些大学城的建设也时常因为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糟糕的配套设施以及倒在其中的官员们备受诟病。本期，我们通过梳理相关资料，以三篇文章为载体分别选择角度，呈现了中国式大学城的鲜亮与灰暗两面。

“倒在大学城里”的官员

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在南京、杭州、珠海、廊坊、沈阳、广州、重庆7地的大学城建设中，均曾出现违法现象，涉及官员至少9人。

早在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广东珠海、河北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其中，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存在非法租用农民集体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的问题。北京市对此问题中负有责任的通州区永乐镇党委书记、通州区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等5人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过、党内警告等处分。廊坊市已责令解除54084亩非法租地协议，限期恢复耕地。

2014年3月20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广州市纪委对番禺区副区长龚汉坤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通报显示，2002年至2013年，龚汉坤在担任番禺镇、街领导干部，以及番禺区副区长、广州大学城管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取得土地所有权、改变土地性质及容积率、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直至2014年年初，龚汉坤为广州某企业陈某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仍收受陈某贿送的加油卡。

另有统计显示，高校经济犯罪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务等部门环节。特别是基建领域建设规模大、资金投入多、工程建设制度不完善，是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用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检察官的话说，高校基建腐败“牵涉到大学城内80%以上的高校”。

在一些案例中，同一所高校倒在大学城里的不止一人。

2011年年底，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黄祖春、副校长邓步华、校办主任丁昭良三人受贿案时发现，为牟取私利，他们在学校大学城新校区与旧校区的工程建设中，分别受贿20万元、26万元和12万元。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祖春、邓步华、丁昭良有期徒刑10年、8年和10年，并分别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

“造城热”如何步步升温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城多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中国式大学城的发展，大多在政府主导下发展，即先建“城”，然后再“请”大学进驻其中。

从2000年算起，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至今，特色的中国“大学城”已走过14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大学城数量超过50个，涉及21个省、市。

同样也是在媒体报道中，十多年来，虽然中国的大学城遍地开花，但多数大学城的发展远没有实现蓝图中的壮丽与美妙。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

在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大学城”之称的“广州大学城”，在建成十年之后，面临首次大规模“升级”。

近日，广州大学城的规划调整方案获得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方案新增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满足各高校未来10年的发展需求，并从交通改善、教师公租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补给等方面弥补现状的不足。

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大学城将新增两条出岛隧道，还将新增14公里的新型有轨电车。

据称，广州大学城的此次升级，是为了弥补过去10年对内对外交通不便、大学城内“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不便之处，同时为了完善科研配套设施，创造孵化高新科技企业的条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

多年来，中国式大学城，仿佛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拉动地区经济的“龙头”作用。

在东方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看来，“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大学城就像一张名片，既能“提升地方科学文化品位”，又能够经营土地、增加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大学城的建设表态则更为犀利。他曾说：“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司马昭之心—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一度被视为全国成功典范的东方大学城，如今难掩衰败之相，开始“靠房发展”。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如果“以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比如，占地5000亩的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土地初期出让价格每亩5万元，占地近4000亩的江宁大学城现行土地出让价格每亩45万元，如果国土局采取挂牌出让的方式，那么这些土地就可以达到每亩六七十万元。

除此之外，一些开发商也借学校来卖房，大学城成为开发商卖房的噱头。

在负债中扩张

寻根大学城发展的最初动力，源于1999年中国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学扩招政策。有数据显示，1999年当年招生数量增长47%，此后多年，以近30%的速度递增。

面对如此政策利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国华评论说，“真正抓住了这个机遇的却是各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

2009年，中国高考(微博)人数开始减少。据相关官员介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校，尤其是三四流院校，可能面临生源危机。

然而，伴随着中国教育的产业化，这些院校也刚刚经历过一轮疯狂的扩招，并陆续展开了相应的基建项目。

教育部(微博)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然而，一些大学城里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据报道，上海松江大学城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大学园区，最初建立在一片农田上。其内部学生公寓和教室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低，区域内住宅小区空置率畸高，人口导入缓慢。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大学负债也早已不是新闻。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微博)曾于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根据他的计算，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贷款。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

除了卖地，尽管有政府的担保，大学的“破产”也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

有媒体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关系着国计民生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不能当成产业来经营，仅仅看到收取的些许学费和高校附近一些房产、店铺的一时的兴盛，而忽视教育的基础性和深远性，是一种极其浅薄的短见。

不过，在遭到多方诟病之时，刘志毅依然坚信，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有其必要性。“它契合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刘志毅说，“现在几乎7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这中间，大学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大学城楼盘新贵养成记

法治周末记者收集相关资料时发现，如今仍有许多网站挂着大学城里的楼盘或是别墅的广告。诸如广州大学城早都已被贴上“高地价”和“高房价”的标签，有人称其为“富人岛”或是“富人的后花园”。

和广州大学城一样，上海松江大学城建成后也拉动着当地地价的飙升。而重庆大学城则被预言为未来的富人区。

曾有记者对广州大学城的教师进行采访调查，接受采访的5个教师，都认为大学城的房子“好”，其中有3个人明确表示，想买，但是大学城的房子都很贵，每平方米要两万多元，而且都是大户型，基本没有人能买得起。

另有两位老师提到，虽然房子好，但是大学城的配套还不是很完善，晚上的交通不便、买菜生活不便和小孩子的上学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障碍。

有记者走访大学城，发现众多楼盘空置率高、人气冷清，多个在售楼盘的销售经理一致表示，大学城楼盘以高端大户型为主，周边配套并不完善，所以入住速度较慢。此外，不少买家为投资客，这也是楼盘空置率较高的原因。

以广州大学城为例，十年前，大学城开始征地，征地价格很低，每平米仅有40元到65元不等。然而，2008年，广州市政府对大学城第一宗地块进行公开招拍挂后，“广州土地市场新贵”的称谓就再没离开过大学城。

2008年年底，大学城推出两块地，楼面地价分别为3000元/平方米和3073元/平方米。此后5年间，地价一路上涨，大学城每一宗土地的出让金收入都从数亿涨至数十亿元。

如此加速推地、拉高地价的做法，早在大学城推动房地产项目发展之初就受到质疑。

政府是以公益性质开发大学城，并投入了约300亿建设基础设施。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葛洪义质疑道，不附带任何条件在大学城进行房地产开发，就是允许开发商利用各级政府给大学投入的资源谋取私利。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地价持续上扬，大学城的建设将背离建设者的初衷。

A:来自大学城里高校的反对声音也不少。大学城一位高校副校长曾向媒体表示，建设大学城初期，预留了建房的土地，因主要用于教育，按规定是不能作为商品房来开发的。

B:我个人知道的，广州大学城2003年开始建的时候，每个学校宿舍楼除了1号楼是样板楼之外，其他很多都是豆腐楼。

C:真不懂那些“腐败分子”，难道他们没有到社会还有“穷苦人”?难道他们的亲戚都没有一个“穷”的?------就那样贪得心安理得?

D:教育水准越来越现实了!!!

E:在国内，很多事情的决策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到最后都会被人引入到坏的方向;当初建大学城难道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只有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有人关注，难道在问题初现的情况就没有人发现吗?

F:兰大榆中校区不是又要搬家吗?是否涉及利益输送?